我们民族的文化道德到底是什么?

    当前在文化领域，特别是道德问题上 ，有许多令人不敢苟同的论调，诸如道德沦丧，人心不古，乃至呼唤儒教回归，宗教救世之类。这除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作怪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有些论者，对我们民族的文化道德究竟是什么，并不那么客观清醒。

    中国的世俗道德体系，涉及到三个方面：第一，道德是怎样产生的；第二，维系和提高道德的基本途径是什么；第三，这些道德都包括些什么具体内容。近现代变动最大的部分，像“三纲五常”之类，大约是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召唤回来了，因为它们所反映的封建主义关系已经被完全根除了。但传统道德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，却一贯地深蕴在我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，包括“五四”在内的历次革命，不但没有被打倒，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一种爆发。

    从道德产生的人本主义原因，以及维系和提高道德的渠道来说，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有两个，一个是与社会有关，一个与人性有关。二者都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理念上。

    首先看与社会有关的答案。这也有两种，其一可称作人民生活条件决定论，是古人解决道德问题的普遍见解，而以管仲所谓“仓廪实则知礼义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最有代表性。“礼义”属伦理规范，“荣辱”属道德范畴。要维护正常的社会伦理和良好的道德准则，必须以国家和人民的富足为大前提。在这里，人的生存和温饱是决定伦理道德水平的关键因素，上帝没有用，单纯的说教也没有用。

    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，人民富裕，加上分配公平，是维系良好的伦理关系和高尚道德的前提；而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伦理关系，往往反映在争取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斗争中，都与是否信仰宗教无关。

    另一种可称社会制度决定论。这出在著名的《礼记·礼运篇》中。其所谓“天下为公”的“公”，指的是财产公有制；其所谓“大同”，则指社会的公正平等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人际间的伦理关系自然良好，每个人的道德情操也自然是高尚的。因此，作为制度化的伦理和用于教化的道德，无须存在，更用不着神灵的利诱和恐吓。然而，“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。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、力为己。大人世及以为礼，城郭沟池以为固，礼义以为纪，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，以设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贤勇知。故谋用是作，而兵由是起”。“天下为家”是指私有制的兴起，由私有制而产生国家机器、规章制度，有了规范社会关系需要，于是伦理道德也就应运而生了。就此而言，伦理道德是私有制的产物，与宗教和上帝也全无关系。《老子》有类似的意见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智惠出，有大伪。六亲不和，有孝慈。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”这也说明，道德说教是“家天下”中各私其私的表现，是对“大道废”导致伦理败坏的反应。

    其次是与人性论有关的答案。这是儒家的另一个重要观点：道德不但为社会所需要，而且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。这自然本性或善或恶，其来自人的本能，则是同样的。因此，在儒家那里，没有什么“原罪”，也无须上帝的“救赎”，唯有“人性”的考量。

    “人性论”的早期代表，当是孟子、告子和荀子。告子的名言，一曰“食、色，性也”，二曰“生之为性”。求生，而且要生活得更好，这就是人性。而生的基本前提，是食与色；“食”是维系当前生命的前提；“色”是生产生命，令种族繁衍的保障。就此而言，维护生命的需要，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，那就是善，反之就是恶。所谓“民以食为天”，“食”是支配人们行为的第一内驱力。

    告子的这一思想，为荀子所继承，但他作了负面的推演：这种“生之为性”是恶，而不是善。因为人们若完全依凭自己的自然本能去追逐“食”、“色”，那将与动物无有区别；由此造成的放纵和贪欲，对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破坏，所以必须给以后天的教育和法治：此中“礼义”就是带强制性的伦理道德规范。他的基本观点是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”

    荀子的“性恶”说可能是针对孟子的。孟子是“性善”说的奠基人，他的基本观点是，“人之性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；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”。他认为，恻隐、羞恶、恭敬（辞让）、是非等，均属“善”的心理，乃是派生“仁义礼智”等伦理道德的自然属性，称作善的“四端”：“人之有四端也，犹其有四肢也”，与四肢同样地生而有之。至于“恶”或善恶混杂，主要是后天环境使然：“富岁，子弟多赖；凶岁，子弟多暴。非天之降才殊尔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也”———人们之所以有时懒惰，有时凶暴，并非人性有别，而与收成好坏有关系。因此，孟子不但重视后天教育，同样看重民生问题。

 人性论在中国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有各种各样的主张，他们的共同点，是决不启用上帝或其它神灵解释和解决道德问题。

    儒家的这类思想，是否属于“经济决定论”，这里不论。但它绝对不是“文化决定论”，也不把宗教视为治家理国的根本手段。《论语》中有段著名的对话：“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‘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’曰：‘敢问死。’曰：‘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’”这大体表达了儒家在信仰鬼神还是解决人事问题上的基本态度：人事第一，鬼神次之；重要的是认识如何好好的“生”，而不是设计死后如何。为什么？《左传》记一个叫史嚣的话，可以作为回答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是听人民的，还是听神灵的，这是国家兴亡的一大标识。所谓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是诗人塑造的昏君形象。“事人”中既包括解决社会的物质文明问题，也包括解决人的精神文明问题，核心是依靠人，而不是依靠神。儒家传统缺乏“终极关怀”，不是缺陷，而是优点，因为总体上，它反对用虚妄的莫须有愚弄活人。

    相对西方某些国家宣称自己以宗教建国，以宗教立宪，新中国则继承和发展了人本主义的传统，依人民的意志建国，依人民的意志立宪，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。当前的改革开放，把“以人为本”作为立足点，“为人民服务”为根本宗旨；执政党把忠诚地依靠人民大众，为人民谋福利，当作力量的唯一源泉。信教者和不信教者，统属人民，享同样权利，尽同样义务，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；信不信教，应该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，得到平等的保护和尊重；但在国家决策上，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及其伟大的力量，只有在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史中，才能被真正发现。（杜继文/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原题：这样看待道德建设问题，不妥）